闵　雪

摘　要：人物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主题情节和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鲜活的人物形象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和灵魂，经典的人物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如何塑造出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使之成为时代的经典呢？具有中华文化价值意蕴是重要因素。新时代文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文艺的人物形象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塑造具有历史性特征的文艺人物形象，实现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艺观为魂脉，塑造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文艺人物形象，实现文化自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命脉，塑造具有民族性特征的文艺人物形象，实现文化自强。

关键词：中华文化；文艺人物形象；文化价值意蕴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1]文艺的人物形象承载着文艺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反映出独特的精神追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在新技术频出和媒介多样化的新时代，文艺的人物形象展现出独特的中华文化底蕴，呈现出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共存，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由此，塑造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既要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反映现代文化的多样和变迁，要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价值意蕴。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艺人物形象塑造

文艺作品在传递信息、塑造观念、反映时代变迁的同时，对于文艺人物的形象塑造愈发受到关注。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应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特征，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2]文艺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汲取、品味并吸收其精髓的道路上，继承历代先贤留下的智慧和灵感，让深厚的文化意蕴赋予文艺人物形象新的内涵和生命力，进一步实现文化自信。

首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塑造文艺人物形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积累的宝贵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哲学、道德、礼仪、艺术等方面的精华。文艺人物形象的塑造应传承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的内核，体现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共同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例如，“术”“学”“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儒家、道家思想核心价值追求的“根”和“魂”。法家主张以人为的法律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术的目的原本就是在保护并贯彻法结构的执行”^[3]，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最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条件，关注现实问题并解决现实问题的哲学思想，强调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电视剧《大秦帝国》中韩非这一人物的艺术塑造，就将中国传统文化法家的“法”“术”“势”合而为一。韩非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再创造彰显了其能够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必然。“学”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哲学地位，明儒刘宗周云：“‘学’字是孔门第一义。”^[4]儒家思想中“学”，是要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已有的人类文明基础上进行学习、效仿、思考，打破僵化固守，且学后要有所领悟，把自身的知识结构和道德境界进行提升，进而达到学有所成。钱穆先生指出：“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5]道家哲学以道为本体，道生万物且生人，道存在于万物和人之中。人也具有主观能动性，在领悟和获得道的过程中，人要顺应和复归自然，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生态度上要淡泊名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有崇尚自然的情怀。文艺人物形象的塑造应该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汲取文化的养分，感受历史的沉淀，注重培养基础并赋予灵魂。以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为例，郭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传承的代表，勤奋好学、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与他相对应的，是儒教的高手王重阳，是典型的儒家。正如周伯通所说，儒家高手最后靠着济世救人的胸怀才能登上绝顶之境，王重阳和郭靖都是如此。周伯通不是道士，反而是通过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登上绝顶。这一系列经典的文艺人物形象因具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而深入人心。

其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塑造文艺人物形象。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孝道、忠诚等价值观念，通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传递这些正能量，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引导社会价值观向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文城》中，余华赋予了陈永良夫妇等人“仁爱”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儒家思想中关心、爱护、尊重、帮助他人的仁爱道德范畴。再比如，守正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品格，是对历史、传统、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尊重，同时又包含着对创新和发展的追求。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讲：“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_[6]乃是针砭时弊，强调要恪守正道。创新，首现于《魏书》中：“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7]乃强调变革、革新和改造这三层含义。创新，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可在原有基础上改进更新；也可是有创造性、有新意的。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源泉和动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福存在艺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充分彰显了守正创新的精神。以沈福存的经典“三出半”为例，戏还是老戏，但取生活之源入戏，对人物行动进行艺术处理，对老唱腔进行节奏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调整，再用技能把人物内心转化为外化符号，使人物形象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再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塑造文艺人物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塑造具有和谐观念的人物形象，可以引导人们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社会责任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例如，明德修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个人修养、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重要价值理念。明，有明白、懂得、弘扬、彰显之意。德，是品行、品质、道德。德，可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学派的总归属和最高境界。明德，出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大学》中“三纲领”之首，意为认同、践行和彰显美德，“明德”是光明的品德。而“修身”是《大学》中“八条目”之一，指修养身心。儒、道、墨各家对“修身”的标准不尽相同。儒家“修身”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道家的修身要求做到顺应自然，墨子则要求做到“志功合”兴利除害、平天下。各家虽标准不同，但修身的理念是一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明德修身”强调的就是高尚的品德、崇高的道德准则以及正确的行为规范。话剧《于成龙》就塑造了一位明德修身的好官员于成龙的艺术人物形象。话剧中，山西籍官员于成龙始终坚守“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的“自省六戒”，为民请命、惩治贪官污吏。话剧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了于成龙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德修身的清官廉吏人物形象，展现了于成龙冲破黑幕重重贪腐官场重围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揭示了“爱民之官，民必敬之。亲民之官，民必爱之。爱国之官，国永记之”的真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文艺人物形象塑造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艺繁荣发展浪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艺观被视为文艺创作的魂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特征，是文艺人物形象塑造的根基和力量。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文艺人物形象，可以传播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彰显中华文化自觉。

首先，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以中国化的实际需求和时代化的现实特征焕发人物新的活力。马克思在对斐迪南·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进行的批评中，展现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他与拉萨尔在历史、现实、阶级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视域与时代命题。马克思的批评离不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也离不开1848至1849年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失败的实际，他认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8]。同时他批判拉萨尔只追求抽象性而缺少真实性的时代精神，“你的最大确定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9]。恩格斯同样强调《济金根》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10]。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艺理论，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展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塑造出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电影《望道》坚持唯物史观，占据了国内党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制高点，做到了对学术和历史的最大尊重。“望道”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望道们”，有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等，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深沉的使命责任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望道》中“望道们”的人物塑造实现了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对时代的刻画和追溯以及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讴歌和赞美，具有浓厚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其次，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以人民至上的政治性和满足大众需求的实践性为依据。恩格斯批判《济金根》时指出：“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11]文艺人物塑造应以人民大众为原型和主体，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12]由此可见，文艺人物形象塑造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广大劳动者，为人民大众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13]比如电视剧《人世间》，就以北方城市中一个平民社区“光字片”为背景，塑造了以周家三兄妹周秉义、周蓉、周秉昆等十几位平民子弟的人物形象，讲述了这些平民子弟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全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平民百姓面对生活困境，始终坚韧拼搏、积极奋斗、永葆乐观精神的美好品质，充分展现了“小人物”讲述“大故事”。再例如，电影《红海行动》《守边人》《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志愿军》等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虽是对英雄人物的赞美，但也充分展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具有鲜明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现实属性。

再次，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对范畴。内容和形式是事物的内在要素和结构方式这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是有区别的、对立的。同时，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恩格斯批评《济金根》时指出：“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14]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15]鲜活的文艺人物创造需要深入挖掘主题，深刻探讨社会、人性、历史等课题，赋予人物更多层次的内涵和价值，以满足观众在审美上的需求。然而，人物形象的表达需要形式的精湛呈现，艺术修养和品位的提高离不开对形式的精雕细琢。比如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杨善洲等艺术形象，对人物的诠释和表达就呈现出了老艺术家精湛的表演功底，他用含蓄、真诚、淳厚、朴实的表演风格，再现了一心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杨善洲的感人事迹，歌颂了优秀共产党员、弘扬了时代精神、讴歌了当代干部楷模，使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再比如，一批红色题材的作品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一批经典的文艺人物形象。复排的红色经典《奇袭白虎团》，严伟才这一人物要整体展现志愿军战士的精气神，主演就深入体验军人生活，学习了队列动作、三大步伐、握枪姿势、匍匐前进等，来丰富人物表现形式。剧中许多身段动作难度系数很高，如在“插入敌后”一场中，主演和“尖刀班”要以多种姿势从两米的高处“下高”“云里前扑”“云里翻”“下高三百六转体”等，都加大了对人物塑造的难度。京剧武戏中翻腾跌扑的程式和技巧，还有众多舞蹈的造型和技艺，排除地雷、匍匐前进、刺刀格斗等现代军事类程式动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一直为观众们所喜爱。当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文艺作品就能够充分展现出文艺人物的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文艺人物形象塑造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文艺呈现出多样化、民族化的特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现代审美和表现手段，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文艺人物形象，展现出独特的民族魅力和风采，传递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实现文化自强。

第一，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肩负起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承的崇高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16]由此，文艺人物形象的塑造应坚定地承担起这份重任，以创作的笔触、音符或画面传达并传承国家的文化认同，引领人们热爱祖国、热爱时代。文艺人物形象的塑造应当是情感、灵魂和理念的传达，以鲜活的艺术形象传递社会正能量，引领和打造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义和美好的社会风尚。“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17]作为国家文化的使者和传播者，文艺人物形象直接承载着国家形象的传播与表达。它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中国价值观的传递，为国家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国产动漫电影的崛起，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彰显。《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电影，更是一部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价值的作品。哪吒，这个中国传统的文艺人物形象，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文化、价值观、人性、情感和视觉等方面都对人物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和展现，具有极高的文化表达和观赏价值。同时，哪吒这一形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输出模式和模板，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民族魅力和精髓，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弘扬。

第二，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以人民中心为导向，为民谱写奋进乐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8]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文艺人物形象则以人民为本、服务于人民，既是创作者的责任，也是时代的需求。文艺人物形象塑造应当深入洞察人民的精神追求、情感需求和文化期许，将人们的智慧、情感和梦想融入人物创作之中。透过对人们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情感体验，更好地塑造能够激发情感共鸣的人物形象，为大众提供心灵的情感寄托。以积极向上、正面引导的创作，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铸就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氛围，为民众带来勇往直前的力量和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19]因此，文艺人物形象塑造需要挖掘更多新颖、引人入胜的创作主题，涵盖社会多元化需求，反映人民生活的多样性。同时，也要尝试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技艺，从传统到现代，从文学到视听，让人物形象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和审美需求。

第三，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要求，激发出时代创造力与文化包容性的光芒。“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20]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文艺人物形象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和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呈现出更加独特、生动且引人入胜的文化魅力。电视剧《觉醒年代》、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民族歌剧《沂蒙山》等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既深度挖掘了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美学内涵，又自觉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以既现代又传统的交融性美学风格征服了无数观众。例如，《觉醒年代》中陈延年的角色塑造，就充分展现了陈延年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变化，人物既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具有革命家的勇气和豪迈。陈延年被敌人秘密押赴刑场，他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一条血路，他视死如归地回眸一笑，充分展现出中国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这一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原则有助于文艺人物形象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契合，为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时代的进步发展贡献着独特的力量。

第四，文艺人物形象塑造要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使命，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在当今世界扮演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角色，其使命不仅在于体现出丰富多彩的作品，更在于成为世界文明百花园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21]鲜明的文艺人物形象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沟通与交流。它超越了语言和国界的限制，通过人物形象传递着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文艺人物形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表现形式，呼唤着对全球共同价值观的尊重和弘扬。无论是文学、音乐、戏剧、电影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是通过人物形象对价值观念进行表达。这些文艺人物形象所传递的人文关怀、道德情操以及对和平、合作、平等等价值的追求，构建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和文明共识。此外，文艺人物形象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捍卫者与推动者。它倡导尊重和包容各种文化的差异性，推动文明的多样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经典文艺人物形象不断传递着本国文化的魅力，也吸引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互相学习、交流、沟通。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2]鲜活的文艺人物形象的文化价值表达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民族文明与现代价值的传递和探索，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承载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期许。以新时代的文艺繁荣，积极塑造出更多经典的文艺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