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晗

摘　要：近年来兴盛的“新地域文学”概念在敏锐追踪当下创作潮流、制造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不可避免的限度，只有在“新”“地域”“文学”这三个问题畛域深入剖析这一批评伦理背后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并充分激发其理论潜能，才能真正使得这一术语落地生根。具体而言，针对“新”与“旧”割裂的问题，在当下创作思潮与文化传统之间重建一种纵深性的文学代际关系显得十分紧迫；“地域”作为一种方法指向具有“普遍”意义的总体性，但也出现内涵过于膨胀、边界不清等问题，应该从源头上思考既有框架的设置方式，从“地域性”转移到“在地性”维度，阐述文学的丛聚、转移、流动、伸缩等功能；由于现场“批评”覆盖能力有限，容易时过境迁，需要将“新地域文学”作为一种有生产意义的“文学事件”来把握，从一个“批评”概念转化为“文学史”概念，但在此过程中必须警惕同时代批评经验本身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新地域文学”；代际关系；在地性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写作的潮流愈演愈盛，继“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一跃成为学术界的焦点话题之后，“新浙派”“新北京”文学等提法也正在相继酝酿推出，研究者通过在文学与地方之间搭建历史、文化、审美、政治等多个维度的关联，使得这些学术概念释放出强劲的阐释空间：一方面可凭借此着力点具体而微地进入到对创作现场的捕捉之中，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作家的定位与批评上获得重要的参照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于纷繁变动的现象表面重建叙述秩序的努力，从而为文学的经验形态附加某种新的认识论框架。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在走向众声喧哗的同时也日益陷入命名能力与文学想象力的双重匮乏，“新地域文学”概念的兴盛首先是对当代文学自我整合冲动与经典化阐释路径的又一次复归，不啻是以“地域”为名义发动的又一次理论转向。但应该认识到，所谓的地方性写作在分享相似的主题风格的同时，其内部也充满了各种罅隙与龃龉，创作上的跨界趋势亦使得这一潮流随时有溢出“地域”的风险。笔者以为，与此暧昧复杂的地方性写作本身相对照，更应该关注到的是在前者基础上搭建起来的以“新地域”为核心旨归的批评思潮，尤其是它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学历史逻辑与现实思想指向，只有将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新地域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发展的精神脉络中来考察，深入剖析这一批评伦理背后的洞见以及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把握概念建构过程中的矛盾张力，才能真正从一个纵深性的界面敞开当代文学充满张力的内部景观。

一 、新与旧的代际关系

在谈论“新地域文学”之前，首先存在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这一概念是以旧地域文学为自身参照系后得出的指称。显而易见的是，一种文学思潮只有置身于历史化的脉络中才可能谈得上所谓的新变，而对“新”的具体内涵及其与传统之间关系的指认则构成了这一套叙述框架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根基。换言之，无论是“曲折的传承”，抑或“创造性转化”，还是“破旧立新”，“新地域文学”创作都应当处在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之中，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抑或反面，但都是共享着彼此之间能够前后相接的话语逻辑，否则就只不过是借助“地域”的名义自说自话，沦为臆想式的空洞能指。现今流行的多个地域文学概念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关系。譬如黄平指出“新东北作家群”的前身“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抗战’，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1]。这一论断就是将新旧东北文学放置在一个历史平面上讨论。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依托1990年代东北下岗潮为背景，触及父辈的伤痕记忆，从子一辈的视角来梳理新东北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起源与精神困境。对应到20世纪30年代，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置身于“五四”新文化所绵延的精神传统之中，却在彼时面临着一个更为切身的战争语境，因而他们的写作是以离散和流亡的形式为中介，将启蒙与救亡两个核心主题扭结在一起。又比如杨庆祥认为相对于以江浙沪为畛域的传统江南美学正在被逐渐卷入资本权力一元论叙事中，“新南方的地理区域主要指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当然其前提是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和思考”^[2]。曾攀也认为，近现代以来的南方是革命的发源地，“及至当下，南方再次‘新’了起来，社会变革的潮流再次翻涌，这是一种现实精神与文化质地的承续与绵延”^[3]。而在具体作家的创作风格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的‘新’，以示区别欧阳山、陆地等前辈的南方写作，是新南方里黄锦树的幻魅，林白的蓬勃热烈，东西的野气横生，林森的海里岸上，朱山坡的南方风暴……文学南方的异质性，心远地偏。”^[4]众所周知，浙江历来就有面海的文化精神，孕育了锐意求变的心理积淀，形成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两浙文化传统，以鲁迅、郁达夫、茅盾、艾青等人为代表的浙籍作家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而近来麦家、艾伟、钟求是等人的作品又形成了独特的价值风格，“文学新浙派”一说遂应运而生。孟繁华认为“文学新浙派”的提出是游离在理论提倡与创作实践之间的“提前出场”：“一方面，浙江新的文学潮流似乎已经形成，浙江‘60后’‘70后’乃至更年轻作家的创作，在继承浙江现代文学作家和改革开放后一代作家传统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与这个传统不尽相同的新特点；另一方面，还很难提炼出他们作为‘新浙派’究竟‘新’在什么地方。”^[5]而在与浙江文脉的关系上，“文学新浙派”则继承了百年浙江文学民族国家叙事的“大传统”，但对于这一“大传统”的表达方式，则是通过捕捉当下社会的世道人心来达致。

这些典型的“新地域文学”论述都试图寻找到现实与传统的铆合点，比如以“下岗”的问题指涉对应“抗战”的民族危机，以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对应近代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对应激进性的民生风尚，可以说类似的论述充分注意到创作与时代环境的同步建构关系，尤其是区域经济的特征。随着历史语境的转变，文学内在的审美精神与叙事策略都发生相应的变革，所谓的“新变”正是孕育在这样一种文学社会学视角的镜头聚焦之下，当然在不同阶段的创作图景中，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被彼此通约的情感机制、心理积淀和审美感受，但是其具体的内涵指向却已经大相径庭。事实上，这样的新旧关联从本质上更多是随着社会时间的自然延展而表现出来的语义顺承，并不具有特别的问题意识。进一步言之，“新地域文学”概念尽管已经找到了建立自身叙述框架的理论基点与现实依托，但在与传统的关系上仍然仅仅获得了一种外部性的关联，揆诸具体的观点陈述，实际却显得比较模糊暧昧，甚至说它更多像是一种“另起炉灶”式的理论发明，而并非一种原生性的文学“代际”关系，后者指向的是从文学内部的精神肌理中自发生长出来的师承渊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等概念都能有效地解释当下正在蔓延的创作热潮并且派生出一整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概念、术语、范畴，这些观点对于作家作品的指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放置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亦显得独树一帜，但是却无法系统说明今日的“新”是如何从往日的“旧”中酝酿产生的，“新地域”与“旧地域”之间更像是两块彼此割裂、泾渭分明的板块，而缺乏一种动态的历史追踪式的演化机制。退一步讲，即使“新地域”的论述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超脱之上，那么这样一种“批判”也同样需要作为一种有机的结构内在于传统的维度之上，正是在“否定”的意义向度上显示出与既往创作历史的交集，而并非通过一种黑白对照的面目呈现出来，仿佛各自为政。换言之，地方性文学论述不能仅仅满足于得出“新”的具体内涵所指，更需要剖析“新”的历史肌理所在，这关系到整个概念的根基是否牢固，在此意义上，有论者的观点尽管十分犀利，但却并非危言耸听：“然而近些年涌现的诸多被冠以‘新’的地方性概念却在构造一种虚假的历史断裂感。他们或对现状的历史起源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因为历史的狰狞而选择了避而不谈，于是，‘新’便成了切割历史的利器，当下的一切也就成了新的历史起点。”^[6]

当然，在历史感的危机之中也蕴含着破局的可能，有鉴于此，当下的“新地域文学”想要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理论阵地，有必要建立一种纵深性的文学“代际”关系，重新回到与之对应的地方传统之中去挖掘那些真正与当下创作有联系的节点，其中既包括那些切实具体的学习借鉴关系，也可以涵纳在文学叙述表层之下隐含的精神对话关系。对于前者而言，或许应当借鉴正在学术界方兴未艾的阅读史研究路径，抽丝剥茧地爬梳具体作家、思潮、流派之间的师承渊源，通过查阅、搜集、整理与创作过程相关的“书目”以及作家对所读中外文学作品的评点、札记，由“阅读”的路径而讨论“创作”的蜕变，比如余华对于鲁迅的欣赏学习人所共知，那么在其他“新浙派”作家中是否也有类似可以挖掘的点，逐渐从一种个体经验上升到共性层面的归纳与总结；就后者而言，则需要重申克里斯蒂娃提倡的“互文性”概念，用一种动态的历史眼光追溯作者群体之间那些互相映射的精神纹理，譬如以20世纪30年代流亡关外的东北作家为互文参照，可否发现“新东北作家群”中仍然共享了一种左翼思想背景之上的“普罗”情结以及对于现实民生的追求，又比如新老两代南方作家林白与林棹同样擅长探索实验性的文体，但是各自的路径却不尽一致，那么是否在二者的先锋写作中也存在着互文解读的可能性。总而言之，“新地域文学”必须回答自身的创作谱系从何而来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提到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作者在写作时不仅有他自己那一代人的背景，而且也感受到与整个的文学传统组成了一个同时性的局面：“它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就是这一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使他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7]艾略特将这样一种传统与当代共在的意识定义为“过去的现在性”，对于“新地域文学”概念而言，“过去的现在性”指向了当下所要着重梳理的新旧文学之间的具体“代际”关系。

二 、地域性与普遍性

在仔细分解了“新”与“旧”的代际关系之后，我们需要将重心聚焦于“新地域文学”概念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地域”，只有理解现今流行的地方性写作中所谓“地域”之深层内涵，才能真正从一个核心的界面敞开这一文学思潮的精神伦理。纵观中国文学研究对于地方性写作潮流的关注，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而是由来已久。地域文学研究或者说区域文学研究的兴起与历史学界所发生的“空间革命”转向有所关联，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历史主要是按照时间的维度而存在，强调一种线性的社会自然更替的过程，随着19世纪进化论的盛行，一种今胜于昔的价值理念开始主导历史叙述。然而到了20世纪，文化学研究中以德国斯宾格勒、英国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地理文化圈”理论开始超脱于黑格尔式“历史进步论”学说的影响，改变以线性时间顺序承载人类历史演化脉络的叙述规则，转而从空间的角度来结构历史逻辑，将重心聚焦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在实践层面，则有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地方知识，这个理论与田野作业方法息息相关，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强调知识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境，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地域视角的运用同样与此历史方法论转向潜滋暗长，所谓的“两浙作家”“湘西写作”“陕军东征”“文学豫军”等概括都意图在主流的中原庙堂文化之外寻获到一个个充满野性与生机的“文化板块”，从中挖掘出“异端”的民族精神，借此重新梳理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这一线索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途经解放区的民间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在主流的文学史叙述之下构成了一股涌动的“地方性”暗潮。

就地方性研究而言，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便颇具代表性，它明显地将空间文化观念应用到了文学史的重构当中，“寻根”的命名体现出以历史化叙事取代政治阶级叙事的意识形态，关注的是民族精神在当代人心灵中的“积淀”，而他们所要寻找的民族精神更多地体现在边缘的民间文化当中，作家与批评家潜入巫魅的湘西、古老的商周、血性的高密、神奇的西藏等“非中原文化地带”去探求支撑现代性思想的源泉，尽管这一目的并非达成，但可以看得出来通过地域性的发掘来揭示中国文化“多个源流”的意图却是很清晰的，正如张清华所言：“寻根作家则把中国历史做了边缘化、多元化和民间化的解释，不只从根本上‘修改’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构架，而且也从五四式的激进主义思想与历史虚无论中解脱出来，可谓一箭双雕。”^[8]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系统性地审视文学的地方性资源，以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为代表，众多学者全面发掘地方文化与新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其中包括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等，丛书的作者遵循典型的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路，通过一些地方文化资源的发现以及“边缘”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来照亮曾经被主体文学叙事所遮蔽的细节，昭示出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根本上是由各个地区文学的小传统聚合而成。在他们的视野中，“地方”作为“京”“沪”等“中心”的附庸也应当获得足够重视，承担了补充既有文学史格局的功能。再次，从2020年《当代文坛》杂志推出李怡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专栏，一跃成为热点话题，这一阶段对于“地方性”的勘探超越了既往的地域文学研究格局，旨在建立“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反思了文学史的“焦点”透视功能被历史因果律支配的褊狭性，与惯常的冲击/回应模式相比，“地方路径”更为注重各个地方在汇入现代性大潮过程中的自发性与独立性特征，强调是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激荡最终融合为整体性的文学景观：“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9]换言之，“地方”的表述并不满足于自身内部的建构，其本身即表征着作为共同体的“中国”。

而当下“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新北京”等“新地域文学”论述，基本分享延续了与“地方路径”切近的逻辑基点：即在地方的申说中重建文学内含的“总体性”，但是在批评实践上却将其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对象上。有论者敏锐地指出：“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与旧的区域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由多种文化背景组成的对话系统。它有着多重的话语模式、价值体系、文化系统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解散和重组。”^[10]无论是从写作对象、作家身份抑或传播渠道而言，“新地域文学”都具备非常强的跨界性。地理区域的宽泛、题材内容的多样、语言形式的杂糅、新媒介的传播形式等都表明新时代的地域文学有着超出地方本身的关切，作家与批评家对此的言说俯拾皆是。就“新东北作家群”而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尽管都出生于东北，但在书写东北时却置身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得其笔下的作品带有一种记忆的诗学，可以说“新东北作家群”表现的并不是1990年代真实的东北，而是借用地方性怀旧的情绪来触及当下中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所以有论者指出：“‘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收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11]相较于“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宽泛很多，并且在文学写作的“版图”上表现出强劲的“扩张性”，不仅指在地理上“一路向南”，从粤港澳大湾区一路蔓延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更是指在黄锦树、林白、林森、陈崇正、王威廉、陈春成、葛亮等风格各异的作家中蕴含着写作形式、文学语言、美学精神的裂变延伸，“新南方”是一种生长性的“南方”，它从内陆的视线导向海洋的纵深，在行旅中生成魂兮归来的原乡意识、浪漫律动的南方伦理以及开放多元的文化姿态。相较于“新东北文学”对于“中国性”的指征，“新南方”写作更进一步将触角拓展到华语文学的广度，并且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作为汉语写作的精神象征被推扬，正如朱山坡所言：“我们只是在南方，写南方，经营南方，但我们的格局和目标绝对不仅仅是南方……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12]论者的言下之意表明，“新南方写作”不仅是本土文化的载体，还具备了人类情感沟通与文明互鉴的“世界性”视野，存续着超越地域限制的普遍性人文关怀。“在汉语写作，海洋景观以及美学精神的多维探寻中，‘新南方写作’可以说打破了既往单一性的地方性路径，以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书写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13]。

“新地域文学”立足于地域，却又不止于“地域”，更为确切地说是以“地域”为方法，在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逻辑当中反复地锻造自身的精神构造，如此一来当然能够释放出概念的动能，促进意义的增殖，但是同样也产生了无可避免的困惑。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所谓“地域”内涵的定义模糊不清，角度不一，观点各异。这里的“地域”究竟是建基于籍贯的指认还是流派的归纳，似乎语焉不详。若以籍贯而言，许多背景各异的作家都被归纳到“新南方写作”的行列中，显得扞格不入，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出生地比较一致，但考虑到作家人生经验的差异，譬如双雪涛在北京学习写作、赵松早年便去往上海工作、班宇入职武汉文联，完全严格按照籍贯来划分也并不妥当。而更为疑惑的是，“地域”既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所指，那么又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自足合法的艺术流派，“地域”所辐射的内涵既然无远弗届，是否也意味着边界感的缺失从而沦为意义空洞的“口号”，就如同鲁迅当年讽刺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14]。与之相比，现代文学中的流派大多有社团的支撑，并且提出比较明确的文化主张，所谓的京派、海派尽管并非以籍贯而界定，也无体制性文学力量的支撑，但建立在确切的文学交往与相近的审美趣味上面。但新时代的地域文学命名，却很难找到这种整体的覆盖性，原因之一在于类似的概念更多是批评界后设性的理论“发明”，事先未经作家们的集体认同或阐释，立意高远的定义与小说家的自我期许未必一致，比如陈春成这样的作家即使在“新南方”群体中也显得颇为另类，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地域的背景元素，更多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抽象，笼统地用“新南方写作”去概括并不合适。原因之二就在于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流动性与跨媒介的属性凸显，在传统的地理文化之外，地域文学的发展与技术文明拓展、经济产业需求、数字传播方式等的互动更为紧密，文学原本便不再可能以传统的封闭模式生产。考虑到“新地域文学”中边界游动、定义模糊、成员内部差异无法精确辨析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当然无法画地为牢，但是也不可能强行化零为整，用貌似统一实则暧昧的标准收编原本裂隙丛生的文学景观。与其在既有格局之内东拼西凑，不如从理论源头上去重新思考，新的文学现实情境正在召唤更为准确的概念命名形态，反过来恰当的文学术语和方法也能激发创作的更生，由此笔者关注到一些批评家曾经在思考的以“在南方写作”取代“新南方写作”的说法，并认为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当下的“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等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的文学地理写作，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开放性的“在地性”写作，正如李永东所言：“‘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即文学的‘在地性’。”^[15]双雪涛的艳粉街、班宇的工人村、朱山坡的蛋镇并不是实体化的地域所指，而是一种充满生命感觉的文化空间想象，投身了自我身份意识以及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知。与之对应，对文学地方化命名的讨论也应该搁置地域文学的框架，转移到“在地性”文学的维度，阐述“地方”的丛聚、转移、扩张、伸缩等多重特性，并且结合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数字人文变革、新媒体传播技术等因素，揭示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穿梭于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美学的“复数”性质。简而言之，“在地性”概念的提出是从根本上排除地域文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性/普遍性、边缘/中心等二分判断框架，将之视为一个以“地域”为方法论的流动性的理论界面，如此既能从根源上避免术语指称的内部混乱，又能充分揭示其普遍的开放属性，为后续的研究奠定认识论基础。

三 、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新地域”

“新地域文学”概念的发生兴盛与作家的创作转型以及批评家的理论建构有关，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上看，“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基本属于同代人批评的范畴：“它是‘80后’作家和批评家企图告别‘80后’这一代际标签的一次集体突围和话语重构。”^[16]有感于文学碎片化的焦虑以及破圈的艰难，批评家通过为最新写作类型赋名的方式，以当下性的批评经验来拓展文学史疆域，重构文学之版图。不过，鲜活的艺术感知一旦进入理论化命名的阶段，并且越来越成为宏大社会历史政治之文学对应物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对文学历史秩序的锚定，无可否认孕育其中的为当下创作“立法”的冲动。从结构上而言，批评化与历史化在“新地域文学”这里构成了一种彼此缠绕、互相扭结的关系，这种张力在概念生产之初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就后续的发展前景而言，“新地域”的批评经验入史及其如何以史为坐标反作用于批评实践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新地域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的语境是“批评性”的，它的言说范围主要还是划定在具体创作现象的捕捉，即一种对作家作品的即时性、同步性追踪，当然其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生产模式：其一是后设性的，即先有了创作素材，而后提出理论。“新东北文学”的概念在2019年正式厘定，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文学样本，双雪涛、班宇等人的代表作都已经出版，与《平原上的摩西》《逍遥游》等作品相关的文学批评也累积了一定数量，并且已经有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7]的说法；其二则是前置性的，批评家预先感受到了当下艺术风潮的涌动并且敏锐捕捉，率先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共识。比如就“新南方写作”而言，便相对依靠于学术会议的推波助澜，关键的节点在于2018年《花城》的笔会，各类作家与批评家就相关议题做了初步的交流，而《北流》《潮汐图》等“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品是在此之后才面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新地域”最初只是对具体创作现象的揭示，它原始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一些被群体化、同质化文学调性压抑的个性气质，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学风尚。有论者精辟地指出“新+地域”的模式其实也可以替换成“后”，这里的“新”语义上更为接近“当代性/当下性”：“因而，所谓‘新地域文学’，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以当代性体验和当代性情境作为核心特征的当代性写作。”^[18]平心而论，类似的概念可以召唤出文学写作的鲜活经验，并且注意到主流叙事以外的多元杂音，激活了当代文学的内部风景。但是从实际取得的效果来看，无论是“新地域”的创作本身，还是其学术概念的讨论都还是局限在小范围内，并没有引起预想中巨大的公众反响。就创作而言，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和电影《刺杀小说家》获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双雪涛的原著，再一次证明了新时代文学在视听文化面前的孱弱，我们不禁感慨本雅明曾提及的那个“说故事的人”的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古时候远方的说书人可以带来新的信息，但是在网络媒介技术与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神秘性的感受都被消解殆尽，大众面对的是主体经验的匮乏，传统纸媒写作失却轰动效应已经不再是杞人忧天的顾虑。即使是在文学内部的圈子里，这些新兴小说家的影响力依然无法与鲁迅、莫言、余华等经典化的现当代作家相比，甚至和之前已经俘获大名的“80后”作家也有一定差距，这从图书销量等数据便可以直观看出，后者通过资本渠道一跃成为标杆性的文化创意，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就“新地域文学”的学术探讨而言，同样也存在很尴尬的境地，无论批评家如何热议纷呈，都无法与作者本人的关切认同达成一致，现时代的作家大多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视界，很难接受自我标签化的身份，甚至随着文学生涯的延展，有些“新地域文学”代表作家已经表现出了脱离“地域”的特征，譬如班宇就坦承：“东北之于我来讲，概念愈发模糊，其特殊性正在逐渐丧失。”^[19]换言之，作家的文学行为正在逃逸既有概念的命名，这种批评对创作指认的割裂情况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新地域文学”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追踪，那么便显得覆盖能力有限，并且面临着时过境迁的短板，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实际已经酝酿着后继乏力的危机。面对此种困局，对于地方性写作研究而言，走向历史化或许是唯一避免其沦为一时热点的途径，即要将“新地域文学”从一个“批评”概念转化为“文学史”概念，在后者的研究角度里面，它更多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学事件”存在，在文学史重构的过程中承担了结构性的功能，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被镶嵌到新时代文学思潮与文本实践的生产机制当中。当今的研究者为了避免“新地域文学”沦为已经陈旧的文学地理学范畴，已经为这一“旧典”赋予了“新义”，当“新东北文学”致力于获得“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言权，与整个“共和国长子”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当“新南方写作”开始探讨海洋伦理，并且延伸到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层面，它们都已不再是纯粹的审美领域的现象，而是通过汉语书写积极参与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当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地域文学”或许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有诸多负累，但其蕴含的历史化动能却取之不竭，此一判断建立在概念本身的意义增殖功能，收容微观的创作经验以外，它本身的讨论即可以导向更为宏大的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并且作为一种认知装置表征着文学与新时代社会变动的同步建构关系，因而具备被写入文学史的合法性。此一判断逻辑是充分的，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中，我们便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艺术水准平庸的作品出现，但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却有很高价值，这种价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本蕴含的问题意识对外部思想功能的激活。当然对于“新地域文学”而言，还有很多方面与历史化相关的工作可以继续进行，需要回到这一文学思潮的发生现场，还原外部环境，围绕政策、制度、人事组织、思想争鸣等做文学“周边”的考察工作，注意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社会维度，以一种比较恒定的知识范畴将这一“地域文学事件”充分问题化、语境化，挖掘其中与时代发展的结构性变革有联系的症候性节点，并最终推导出裹挟在新时代文学批评观念中的历史构造。

当然，“新地域文学”在走向历史化的过程中也需要谨慎辨析，特别是在与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等跨学科理论相结合的时候，有必要考虑这一概念是否会因为外部资源的介入而变得凝固化，从而丧失那种生气淋漓的直面文学现场的介入性，尤其是警惕弗莱曾经说过的那种“文学批评中的决定论”：“都是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取代了批评，都不是到文学内部去为批评找到一个概念框架，而是将批评附加到文学之外的形形色色的某种框架上。”^[20]换言之，文学的历史化仍然是从创作思潮本身出发建构出一整套的观念体系与价值方法，而非被动成为外部理论的附庸，失去文学自身的主体性。此外，同时代批评经验入史的过程中也需要警惕其中所包蕴的不稳定性，许多正在形成中的“新地域”的观点、看法、概念离发生源头太近，没有拉开足够的历史距离进行观照，其准确性尚有待检验。目前，“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等都在大幅度地扩展自身的内涵领地，并衍生出许多附属的次级范畴，这当然有助于学术的推进，但对于历史化而言，恰恰需要在这种意义的膨胀路径中逆向追溯：一个合适的方法就是在持续做文学加法的尽头也持续做文学的减法。比如对于“新南方写作”而言，那么多不同籍贯、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作家都共属于这一系列，当然气势宏伟，但也显得鱼龙混杂，若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序列，仔细甄别、删汰冗杂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只有筛选出那些真正具有“南方性”特质的代表性群体，才能避免伪概念的发酵。总之，历史化的提倡显然有助于建立一种有别于批评化的文学研究路径，但需注意知识凝定过程中的尺度门槛问题，史料与批评、历史化与当代性也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却可以融会在学理性的文学批评中，保持对创作现场的介入性。由此而言，真正理想的状态是在批评的视域中建立一种历史化的“新地域文学”概念，目标虽颇为宏伟，能否付诸实践还需留待将来检验。

结  语

毫无疑问，“新地域文学”已经成为近段时间以来最具热度的学术话题，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式抑或具体的文本阐释实践，都表现出强劲的生产性，大大激活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活力。这一概念体系有望以“散点透视”的功能来呈现文学整体面目之下芜杂繁茂的纵深景观，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发对一些新兴作家的阐释热情，同时也是在“地方”的发现中增强文学研究与批评本身的现场意识。但与此同时，当我们审视这一以“地域”名义发动的文学思潮时，也不能回避其中似是而非的概念缠绕关系，从“旧”转换成“新”的文化脉络、由地域性通达普遍性的精神逻辑、批评话语与经典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些表面上相互矛盾的问题畛域之中实际内蕴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张力与理论潜能，拥有广阔开放的延伸性。本质上来讲，“新”+“地域”一类表述方式的出现与新时代文学深度参与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实践密不可分，只有在与复杂历史经验相向而行的互动结构中梳理原本就盘根错节的各种话语范畴，揭示内在的思想肌理、美学风貌与文化意义，才能避免“新地域文学”沦为又一次徒有其表的概念炒作，使它真正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落地生根。

[1][11]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3]  曾攀《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5页。

[4]  张燕玲《编者按》，《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5]  孟繁华《新的文学想象和话语实践——建构中的“文学新浙派”》，《西湖》2024年第4期。

[6]  张新颖、何言宏、黄平、金理、方岩、张定浩、王晴飞《“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7][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卞之琳、李斌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8]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9]  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0]卓今《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概念的转型分析》，《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

[12]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3]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4]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15]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16]王振锋《代际视野中的“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3期。

[17]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18]沈杏培、陆金铭《“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

[19]班宇《为了逃逸而书写》，《文艺报》2019年4月17日，第2版。

[20][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